由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发起和支持、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主办的“研究生学术训练营”口笔译跨学科研究系列活动之“Dörte Andres教授口译学术工作坊”于2021年11月份分两期进行。 本次工作坊分为“纽伦堡审判中的口译”和“口译研究方法”两期，分别从历史回溯和学术研究两个角度带领听众进入口译纵深。

Dörte Andres教授在国际口译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在我国多所外语类院校任客座教授及博士生导师，与我国学术界保持着紧密的交流。Dörte Andres教授于2000年以最优成绩（summa cum laude）获得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2004–2011年任美因茨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口译系负责人、会议口译课程负责人，2014–2017任校委会成员，2010至2018年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及美因茨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多个教学荣誉奖项。

第一期“纽伦堡审判中的口译”于2021年11月2日下午在高翻学院开讲。本次讲座为大家详细介绍纽伦堡审判中的同声传译，高翻学院院长张爱玲教授、德语口译专业指导专家张人礼教授参加，高翻学院德语口译专业教师孙瑜主持。活动提供中德双语同传。本期讲座共有德语口译专业二十名师生以及五十余位全国各地的口译专业学生、教师和从业者通过线上以及线下的方式参与其中。

讲座伊始，孙瑜老师以最近德国刚刚进行冬夏令时转换为切入点，向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热烈的欢迎，并向大家介绍了Dörte Andres教授，教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

讲座中，Andres教授生动地介绍了纽伦堡审判开展的背景、审判中同声传译的运用方式及几位同传译员的经历等，并配以丰富的图片资料，让大家身临其境地体会到纽伦堡审判同传的重要性和所遇到的困难，对如今的同传实践有着丰富的指导意义。

教授首先讲述了一位参与纽伦堡审判的同传译员的亲身经历和故事。这位译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接到纽伦堡审判的同传任务邀请时，她年仅21岁，在学校中只学习过交传技巧，对同传毫无概念。因此她怀着忐忑而紧张的心情接受了这个任务。当她最终结束这项工作时，她深刻地感受到自己仿佛老了十岁，相应地，她也觉得自己真正历练成了一名合格的译员。以此为引入，教授接下来大致介绍了纽伦堡审判的背景，即在二战结束后，惩办战争元凶——德国纳粹法西斯分子。由于二战波及范围极广，涉及许多国家和地区，语言不通就成为了审判顺利进行的一大障碍，于是便有人提出使用同声传译进行审判。作为当时的一种新式传译，同声传译由于其难度之大、应用之少不乏质疑之声，但相较于交传，它确实能够提高审判进行的效率。

之后，Andres教授详细介绍了同传译员的选拔过程，他们的职业多是播音员、法律从业者、记者、老师等，均能熟练掌握两门语言，且习惯在公共场合说话，并且年龄大的译员由于其人生阅历较为丰富通常能更加出色地完成同传任务。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为了使译员们能够更加出色地完成翻译任务，参与审判的译员均获得了很好的待遇。

随后，Andres教授介绍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语言处负责人Léon Dostert，并向大家展示了审判法庭内的构造图片。译员们坐在同传箱内，只有一个麦克风，使用时要相互传递，并且麦克风就像手雷一样重；各种线路都铺在地上，译员得小心翼翼避免误触，否则会导致噪音。这些都反映出当时译员们工作条件之艰辛。参与纽伦堡审判的译员们不仅面临着技术上的难题，也承受着精神上的高压。一名亲历过纽伦堡审判的俄罗斯译员Tajiana Stupinikova在自传中描述道：“我非常害怕在口译过程中犯错，否则我的下场会很惨。当时的恐惧一直笼罩着我，甚至到我80岁时仍挥散不去。”许多译员自身或其家属也曾受到过战犯的残忍迫害，但在庭审时他们却必须忠于职责为其辩护，有的译员甚至无法抑制内心悲愤而晕厥；也有译员对被审判者产生了怜悯之心，但必须保持客观冷静。此外，不同法律体系之间的冲突、团队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讲话人口齿不清、语速过快、口出粗话等问题也给译员造成了重重障碍。

Andres教授通过列举讲述了纽伦堡审判过程中译员的不易。正是译员们的巨大贡献，才使得纽伦堡审判得以顺利进行，并推动了同声传译从无到有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最后的问答环节，线上与线下的听众积极参与其中。德语口译专业同学与线上听众分别就讲座内容进一步向教授提问，Andres教授以亲切生动的语气，结合自身经验，详细地回答了各个疑问。至此，此次讲座圆满落幕。在场的高翻学子友好地与Andres教授挥别，并纷纷表示他们对同声传译的历史和口译的发展规律有了更深的了解，坚定了放眼世界、面向未来的决心。

2021年11月16日，Dörte Andres教授带来了第二期讲座“口译研究方法”。该次讲座吸引了线上近线下近八十位各语对的口译专业学生、研究者、教师参加。

Andre教授介绍了口译研究的研究预期、研究重点和研究类型，并给出相关文献和研究案例。第一种基本的口译研究是实证研究，即通过收集数据、观察或实验研究一系列案例和现实经历，获得新的信息和知识。第二种研究类型是语料库研究，这一研究的特点是收集一系列资料并对其翻译，形成相关语料库并对此进行研究，比如韩潮对于译员进行童话同传时的不足进行了研究，就属于这个类型。第三种研究是概念性研究，这是一种理论性研究，主要目的是充分阐释一些口译概念，使该概念能够融合到更大的系统中，帮助口译员们更好理解翻译对象、理论、问题和假设。此外，教授还介绍了一些前端实验类型，如瞳孔实验、眼动研究等。值得一提的是，教授特别指出了一个误区，即很多人认为研究一定要得出结论，但事实上，研究不一定要给出结论，提出问题或找到新的研究方向就已经可以算作研究的初级阶段，所以她鼓励同学们要积极尝试，不要因为执着于研究结果而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

接着，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研究方法，如定性和定量研究，定性研究通过已知属性推出一些基本结论，定量研究通过数据量化处理得出结论。还有演绎法和归纳法，演绎法主要证实已知理论，归纳法通过数据推出理论。而教授也都分别给出了具体的例子为我们阐释这些研究方法。

由于口译类型的丰富性，口译研究涉及的学科种类繁多，比如应用心理学、社会学等知识可以研究译员风格情感变化、语对特殊性、专业译员和学生译员的区别、译员在遇到不确定性时的对策等等。她建议在确定主题后要进行相关数据加工处理，通过和专业人士讨论、阅读文献、查看文献是否有代表性、确定样本数量等一系列过程，谨慎得出结论。

紧接着，Andres教授从文献计量学出发对中国口译研究的过去和现状做了一个梳理，对比了中西方口译研究中各自的偏重点。教授在此处着重引用了学者Ziyun Xu的论文“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Chinese MA theses in Interpreting Studies: A scientometric survey”中的研究成果。Xu对近1300篇中文翻硕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在中国口译研究者中口译训练（Training）、语言(Language)、认知(Cognitive)、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等研究方向备受青睐，特别是口译训练研究方向，围绕口译策略、质量、培训、技巧等主题，占到所有研究的43%，并在近年来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口译笔记、文化差异、口译预判、语言脱壳等研究主题则较为“冷门”，相关研究数量较少。Andres教授指出，中西方研究的大方向多有重叠，但在侧重点上有所区别，如在译员口译质量评估研究方面，西方侧重于声音研究，中方则更注重客户满意度和语对特殊性研究。

讲座最后，Andres教授详细介绍了近年来两项热门领域的研究，对于口译研究和教学极具启发性。第一项是学者Sabine Seubert在认知研究领域下的译员眼动研究，探究译员在提供同声传译服务时如何处理视觉信息。研究发现，专业译员在同声传译时目光喜欢追随演讲者，因为讲者是整个口译交互性系统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并且会分配较多精力看讲者的ppt。而视觉信息对于译员的口译实践有利也有弊。利在于讲者的肢体语言、ppt展示上的标题、引用和数字信息能为译员提供帮助；但反过来视觉信息也会给译员带来更高的认知负担（cognitive load）。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展了眼动追踪研究，并取得许多成果。第二项是学者Eliza Kalderon在神经生理学领域下的一项研究，借助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分析了译员在同传时和进行影子跟读练习时的大脑激活情况。研究发现，比起做同传，影子跟读训练会激活译员大脑中的更多区域，特别是语音工作记忆。所以教授建议，影子跟读训练可以在口译教学中作为学生口译前的一项热身训练。

Dörte Andres教授的本次讲座内容丰富详实，极具启发性，向线上线下的听众们梳理了众多口译研究的方法和范式，介绍了当前口译研究的热门领域和中国的口译研究状况，并为大家提供了许多研究选题建议和灵感，激发了聆听讲座师生们的学术研究兴趣。最后在问答环节中，现场师生踊跃提问，Andres教授十分认真耐心地解答了大家的疑惑，并由衷祝福所有师生能够挖掘自己的学术研究潜力，发现自己的志趣所在。

Dörte 本次Andres教授工作坊以其丰富的内容、清晰的逻辑为听众提供了了更广阔的视角，强化了学生和研究者进一步将实践与学术相结合的兴趣，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值得一提的是，两期讲座都由德语口译专业二年级同学搭档完成同传口译，四位同学准备充分、译语准确流畅，高质量完成口译工作，为听众提供了便利，获得了听众的好评。